现在再提笔去记录一次一年前的隔离经历，时间的跨度使得这件事有些荒诞，但是记忆的经久不衰使得一切都分外清晰，时间要拨回到2021年4月19日。
“你确定要出国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海关的钢印在我的护照内页上留下了一个沉重的烙印。五个小时后，我像一个微不足道的物品，从北回归线附近被搬运到赤道附近的KL国际机场，又被塞上一辆大巴车，前往一个被注定的而我无法提前知悉的隔离酒店。进入分配好的房间卸下行李后，我暗自发笑。我，不只是我，还有同行的待隔离队伍，同某种危险物品无异。我们乘货梯到达指定楼层，排队缓慢在走廊上前行，直到属于自己的指定房间。房间不错，有一扇大窗，可供我与外界进行光合作用。
我很快找到了一项诡秘的乐趣。已知我要在这个房间住上14天，酒店为我提供了一箱24瓶装的纯净水，5卷卫生纸……我开始在脑海里规划怎样合理匀速地消耗这些物品。不知道是由先辈在物资匮乏年代留下的深层基因还是小时候阅读鲁滨逊的故事对我的影响，一种莫名的快意在我的心里升腾起来。
对这些数字过分纠结与计算的同时，我开始不在意时间。学校的课程是录播的网课，我被禁足在这房间里。我不必急着从这里赶到那里，不必担心错过或者迟到。于是很自然地，我接近于遵循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窗外的景致就是我的判断标准。当窗外的光曝进房间，隔离的生活就像一间暗室，一切都平淡而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我坐在窗边看书、上课，躺在沙发上听音乐，一听到手推车的声音就扒在门上透过猫眼看送餐的工作人员与我的饭菜。
所有的主语都是我，一切都只剩下我，隔离的日子里，我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受到我自己。14天之后，走出隔离酒店时，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与人群，我感到自己与这个匆忙的世界达成了某种和解。